(资料图)

我们在以下的研究中可以把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撇开不说，因为象在这里所作的那样，当我们考察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的价值时，这种区别就不存在了。　　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外是商品剩余价值的各个特殊部分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剩余价值的大小，是剩余价值可以分割成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的界限。因此，平均利润加上地租就等于剩余价值。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从而一部分剩余价值，有可能不直接加入平均利润的平均化过程；这时，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就根本不会在商品的价格中表现出来。不过，第一，这种情况将会由于下述事实得到补偿：或者是在低于价值出售的商品形成不变资本的要素时，利润率会提高，或者是在低于价值出售的商品作为个人消费品加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价值时，利润和地租会表现为更多的产品。第二，这种情况在平均运动中会抵销。无论如何，即使商品价格中没有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在形成价格时消失了，平均利润加上地租的总和在其正常形式上决不会大于全部剩余价值，虽然会小于全部剩余价值。它的正常形式是以与劳动力的价值相适应的工资为前提的。甚至垄断地租，只要它不是对工资的扣除，因而不形成任何特殊的范畴，它就必然间接地总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虽然它不象级差地租那样，是包含地租的那种商品本身的价格超过商品本身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也不象绝对地租那样，是包含地租的那种商品本身的剩余价值超过商品本身的按平均利润计算的剩余价值部分的余额，但毕竟是同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行交换的其他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平均利润加上地租的总和，决不会大于分成这两部分而在这种分割以前就已存在的量。因此，不管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即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否都在商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没有关系的。由于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变动，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也会不断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商品总是要在不正常的条件下生产出来，总是要低于自己的个别价值出售，单是由于这一原因，剩余劳动就已经不会全部实现。但无论如何，利润加上地租等于全部已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而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已实现的剩余价值可以看作同全部剩余价值相等；因为利润和地租就是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总的说来，也就是加入商品价格的剩余价值，因而实际上也就是形成这个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全部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工资，即收入的第三个独特形式，总是等于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不是用于劳动资料，而是用来购买活劳动力，用来支付工人的报酬的组成部分。（靠人们花费收入来得到报酬的那种劳动，是从工资、利润或地租中得到报酬的，因而它不形成它作为报酬得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部分。因此，在分析商品价值及其分割成的各个组成部分时，这种劳动可以不必考察。）这是工人的总工作日中用来再生产可变资本价值，从而再生产劳动价格的那部分工作日的物化，是工人用来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他的劳动的价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工人的总工作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为了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必须完成的劳动量；这是他的总劳动中的有酬部分，是他的劳动中为维持他自己和再生产他自己所必要的部分。工作日中整个其余的部分，是工人在他的工资价值中实现的劳动以外完成的全部超额劳动量，这是剩余劳动，是无酬劳动，表现为他的全部商品生产得到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超额的商品量）；这个剩余价值又分为几个名称不同的部分，分为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　　可见，商品总价值中代表工人在一天或一年内所追加的总劳动的那部分，即年产品中由这个劳动所创造的总价值，分为工资价值、利润和地租。因为，这个总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无酬的剩余劳动，工人通过必要劳动创造出作为报酬支付给自己的产品价值部分即工资，通过无酬的剩余劳动创造出代表剩余价值的产品价值部分，而这一部分后来又分为利润和地租。除了这个劳动之外，工人没有完成任何劳动；除了这个采取工资、利润、地租形式的产品总价值之外，工人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年产品中体现工人在一年内新追加的劳动的那个价值，等于工资（或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分为利润和地租的形式。　　因此，年产品的总价值中由工人在一年内创造的那部分价值，表现为三种收入的年价值总额，也就是表现为工资价值、利润和地租。因此很明显，在一年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没有再生产出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因为工资只等于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地租和利润只等于剩余价值，即超过预付资本的总价值（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可变资本的价值）而生产的价值余额。　　转化为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剩余价值，有一部分不是作为收入来消费，而是被用于积累，这种情况与我们这里要解决的困难完全没有关系。其中作为积累基金积蓄下来的部分，是用来形成新的追加资本，而不是用来补偿旧的资本，——既不补偿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面的组成部分，也不补偿旧资本中投在劳动资料上面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假定，收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各种收入（工资、利润、地租）所消费的年产品的价值中，包含一个等于加入年产品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部分。年产品，除了包含分解为工资的价值部分和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以外，还包含这样一个价值部分。因此，年产品的价值＝工资＋利润＋地租＋C（代表不变价值部分）。只同工资＋利润＋地租相等的一年内生产的价值，怎么能够买到一个价值等于（工资＋利润＋地租）＋C的产品呢？一年内生产的价值，怎么能够买到一个比这个价值本身有更大价值的产品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不变资本中没有加入产品的部分，因而在商品的年生产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但是价值已经减少的部分撇开不说，也就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固定资本暂时撇开不说，那末，预付资本中以原料和辅助材料形式存在的不变部分，就会完全加入新产品，劳动资料的一部分会完全消费掉，而另一部分只是部分地消费掉，因此，它的价值只有一部分会在生产中消费掉。所有这些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部分，都必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劳动生产力不变，它就要花费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量来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必须用一个相等的价值来得到补偿。如果不是这样，再生产本身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进行。但是，谁应当去完成这种劳动，又是谁完成这种劳动的呢？　　关于第一个困难：谁应当支付产品中包含的不变价值部分，并且用什么来支付？这里的前提是，在生产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作为产品价值部分再现出来。这个前提和第二个困难的前提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在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已经指出：单纯新劳动的追加，虽然不是再生产旧的价值，而只是给旧的价值创造一个追加额，只是创造一个追加的价值，但同时会把旧的价值保存在产品中；这种旧价值的保存，并不是由于创造价值的劳动，不是由于一般劳动，而是由于执行某种职能的生产劳动。因此，为了在收入即一年内创造的全部价值借以花费的那些产品中保存不变部分的价值，并不需要任何追加劳动。但是，为了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补偿过去一年已经消费的不变资本，当然需要新的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补偿，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　　新追加的全部劳动表现为一年内新创造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又会分解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此，一方面，没有留下任何多余的社会劳动，可以用来补偿已经消费的、一部分必须在实物和价值两方面再生产出来、一部分只需要在价值方面（只就固定资本的损耗来说）再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每年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并以这些形式来花费的价值，不足以支付或购买年产品中除了这些收入的价值之外还必然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　　我们看到，这里提出的问题已经在第二卷第三篇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解决了。我们在这里回过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在那里剩余价值还没有在它的收入形式上即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形式上加以阐明，因而还不能在这些形式上加以研究；其次还因为正是在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分析上，包含着一个从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　　在那里，我们把全部资本分成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个人消费资料。某些产品（例如马、谷物等）既可以供个人消费又可以用作生产资料的事实，丝毫也不会排除这种分类的绝对正确性。这种分类实际上不是假说，而只是事实的表现。我们拿一个国家的年产品来说。这个产品的一部分，尽管它能够充当生产资料，却进入个人消费。这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花费在上面的产品。这个产品是社会资本的一定部类的产品。这种资本本身也可能生产属于第Ⅰ部类的产品。只要这样做，那末，属于第Ⅰ部类的供生产消费的产品的部分，就不是由这个资本中耗费在第Ⅱ部类产品即真正属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上的部分提供的。第Ⅱ部类的全部产品，即进入个人消费的全部产品，从而收入花费在上面的全部产品，是耗费在它上面的资本加上所生产的余额的存在形式。因此，它是只投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资本的产品。同样，年产品中充当再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第Ⅰ部类，尽管在实物形式上也能够充当消费资料，但它是只投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资本的产品。构成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产品，从物质方面来看也是处在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上。即使它能够进入个人消费，例如农民可以吃掉他的谷种，可以杀掉他的役畜，经济上的限制作用，也会使农民感到这个部分完全象处在不能消费的形式上一样。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考察这两个部类时，都把不变资本中那个从实物和价值两方面来看与两个部类的年产品无关而继续独立存在的固定部分撇开不说。　　在第Ⅱ部类，——工资、利润和地租就是花费在这个部类的产品上，总之，收入就是耗费在这个部类的产品上，——从价值方面来看，产品也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中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第二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即支付工资的资本部分的价值；最后，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地租。第Ⅱ部类产品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既不能为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消费，也不能为土地所有者所消费。它不是他们的收入的部分，它必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而为了能够进行这种补偿，就必须把它卖掉。相反，这个产品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等于这个部类所创造的各种收入的价值，即＝工资＋利润＋地租。　　在第Ⅰ部类，从形式上看，产品是由同样几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形成收入的部分，工资＋利润＋地租，总之，可变资本部分＋剩余价值，并不是在第Ⅰ部类产品的实物形式上消费，而是在第Ⅱ部类的产品上消费。因此，第Ⅰ部类各种收入的价值，必须耗费在第Ⅱ部类中形成第Ⅱ部类待补偿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上。第Ⅱ部类中必须用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会在它的实物形式上，被第Ⅰ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消费。他们把他们的收入用在第Ⅱ部类的这个产品上。另一方面，代表第Ⅰ部类收入的第Ⅰ部类的产品，也会在其实物形式上，由第Ⅱ部类用在生产消费上，因为它会在实物形式上补偿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最后，第Ⅰ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部分，会用该部类自己的产品，即由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等等构成的产品来补偿，这部分地是由于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互相之间进行交换，部分地是由于这些资本家中的一部分人又可以把自己的产品直接当作生产资料来使用。　　让我们再来看看以前的简单再生产的公式（第2卷第20章第236Ⅱ节）[236]：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2000c+ 500v+ 500m=3000

＝9000

按照这个公式，第Ⅱ部类的500v＋500m＝1000会由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作为收入来消费；剩下的2000c需要补偿。这个部分会被第Ⅰ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和收租人消费掉，他们的收入＝1000v＋1000m＝2000。这样消费的第Ⅱ部类的产品，是由第Ⅰ部类作为收入来消费的，而表现为不能消费的产品的第Ⅰ部类的收入部分，则由第Ⅱ部类作为不变资本来消费。因此，剩下来要计算的是第Ⅰ部类的4000c。这要由第Ⅰ部类自己的产品＝6000，或者不如说＝6000－2000来补偿；因为这2000已经转化为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了。必须指出，数字当然是任意假定的，因此，第Ⅰ部类的收入的价值和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间的比例，看起来好象是任意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再生产过程正常进行，其他条件不变，因而也把积累撇开不说，那末第Ⅰ部类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总额，就必须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否则，不是第Ⅱ部类不能补偿它的不变资本，就是第Ⅰ部类不能把它的收入由不能消费的形式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　　因此，每年的商品产品的价值，和一个特殊投资部门的商品产品的价值以及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完全一样，会分解成两个价值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补偿预付不变资本价值的Ａ；另一个部分是表现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收入形式的Ｂ。既然前一个部分Ａ在其他条件不变时，1．决不采取收入的形式，2．总是以资本的形式，而且正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流回，所以，后一个部分Ｂ会和前一个部分Ａ形成一种对立。但是，后一个组成部分Ｂ本身又包含着对立。利润和地租同工资的共同之处在于：三者都是收入的形式。尽管如此，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利润和地租体现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工资则体现着有酬劳动。产品中代表已经支出的工资的价值部分，即补偿工资的价值部分，在我们假定再生产按相同的规模并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时候，会再转化为工资的价值部分，首先会作为可变资本，作为必须重新预付在再生产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流回。这个组成部分执行双重职能。它先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相交换。在工人手里，它转化为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取得的收入，并且作为收入，转化为生活资料并被消费掉。这个双重的过程，是以货币流通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的。可变资本要用货币预付，作为工资支付出去。这是它作为资本的第一个职能。它和劳动力相交换，并转化为这种劳动力的表现，即转化为劳动。这是从资本家方面来看的过程。但是第二，工人会用这个货币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是用这个货币来计量的，并且由工人作为收入来消费。如果我们在想象中把货币流通撇开，那末工人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以现成资本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把这个部分作为资本来预付，把它付给工人以换取新的劳动力；而工人则直接地或者通过同其他商品的交换，把它作为收入来消费。因此，在再生产中要转化为工资，转化为工人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价值，首先以资本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流回资本家手中。它以这种形式流回，是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生产过程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重新再生产出来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把固定资本中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部分撇开不说，总收益或总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剩余价值。或者，如果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而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那末，总收益等于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加上表现为利润和地租的那种剩余产品的物质要素。　　总收入是总产品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商品的价值，每一个资本的全部商品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会作为可变资本流回，因而会以资本的形式流回——却要全部转化为总收入，并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这三者的总和就是总收入。我们还知道，一个社会的年总产品的价值也是这样，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从单个资本家来看，纯收入不同于总收入，因为后者包括工资，前者不包括工资。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末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　　但是，如果象萨伊先生那样，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可以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因而这种区别从整个国民的观点来看就不存在了，那末，这种幻想不过是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教条，即认为商品价值最终会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注：对于萨伊这样一个思想糊涂的人，李嘉图非常中肯地评论说：“关于纯产品和总产品，萨伊先生有这样一种说法：‘生产出来的全部价值是总产品；这一价值扣除生产费用后就是纯产品！’（第2卷第491页）[237]这样说来，就不可能有纯产品了，因为根据萨伊先生的说法，生产费用是由地租、工资和利润构成的。在第508页上他又说：‘因此，如果一切都任其自然的话，产品的价值，生产性服务的价值和生产费用的价值，都是性质相同的价值。’从全部取去全部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剩下的了。”（李嘉图《原理》第32章第512页注）——此外，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即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想方法。］这样一种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　　就每个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撇开再生产的扩大或积累不说），不仅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这种资本本身又要再转化为工人的收入，因而要转化为一种收入形式），而且要转化为不变资本（这种资本决不能转化为收入），要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是非常容易的。最简单地观察一下生产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困难只有当从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会出现。作为收入即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消费的（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都一样）全部产品部分的价值，实际上在分析时会完全归结为由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所构成的价值总和，也就是归结为三种收入的总价值，虽然这个产品部分的价值和不加入收入的产品部分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包含一个价值部分＝C，即这些产品部分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一看就知道，它不可能只包含收入的价值。以上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实际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又是同样不可否认的矛盾，这是一个困难。要绕过这个困难，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断言：商品价值只是在表面上，从单个资本家来看，才包含另外一个和以收入的形式存在的部分不同的价值部分。对一个人表现为收入的东西会对另一个人形成资本这样一句空话，使人们免除了一切更进一步的思考。但是，如果全部产品的价值都可以以收入的形式消费，旧资本又怎么能够得到补偿；每一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怎么能够等于三种收入加上C（不变资本）的价值总和，而所有资本的产品价值加起来的总和却等于三种收入加上零的价值总和。当然，这一切好象是无法解决的谜，因此必须这样来解释，即认为这种分析根本不可能发现价格的简单要素；不仅如此，而且只好在恶性循环中无穷无尽地推演下去。结果是，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表现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又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注：“在任何一个社会内，任何一个商品的价格最终都要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即工资、利润、地租）或其中的某一部分……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应当说工资〉和利润。”（亚当·斯密[238]）我们以后还要指出，亚当·斯密自己也感到了这个遁辞的矛盾和缺陷。因为，斯密把我们推来推去，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出一个实际的投资，表明这个投资的产品价格最终全部分解为这三个部分；这始终不过是一种遁辞。］　　商品价值最终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这样一个根本错误的教条，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消费者最终必须对总产品的全部价值实行支付。或者这样来表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最终必须同生产者彼此之间的货币流通相等（图克[239]）。所有这些论点，都和它们所依据的那个根本论点一样是错误的。　　导致这种错误的并且显然是荒谬的分析的各种困难，可以概述如下：　　1．不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基本关系，因而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并且也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基础。资本的每个部分产品的价值，每个商品的价值，都包含：一个价值部分＝不变资本，一个价值部分＝可变资本（它转化为工人的工资）和一个价值部分＝剩余价值（它后来分为利润和地租）。因此，工人用他的工资，资本家用他的利润，土地所有者用他的地租，怎么能够购买那样一些商品，它们每一个都不仅包含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包含所有这三个组成部分？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收入源泉加在一起形成的价值总和，怎么能够购买进入这各种收入的获得者的总消费中去的那样一些商品，它们除了包含这三个价值组成部分以外，还包含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部分？他们怎么能够用一个由三部分构成的价值购买一个由四部分构成的价值？［注：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240]但是，欧仁·福尔卡德先生是怎样纠正他的呢？福尔卡德说：“如果蒲鲁东的不同意见是正确的，那末，这种意见不仅涉及资本的利润，而且会消灭产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工人生产某物只得到80，却被迫要支付100来购买该物，如果他的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价值，这就等于说，工人不能买回任何物品，工资不能对任何物品实行支付。事实上，成本价格除了包含工人的工资以外，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出售价格除了包含企业主的利润以外，也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例如包含原料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往往要支付给外国的……蒲鲁东忘记了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他忘记了这种增长对一切工作者都是确凿无疑的，不仅对企业主如此，对工人也是如此。”（《两大陆评论》1848年第24卷第998、999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贫乏在最适合于它的智慧的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首先，福尔卡德先生相信，如果工人在他所生产的价值之外得不到更多的价值，他就活不下去；其实正相反，如果工人真正得到他所生产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存在了。第二，他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而且也包含超过利润的余额，即不变的价值部分。因此，按照蒲鲁东的说法推论，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又怎样解开这个谜呢？用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资本的增长。因此，资本的不断增长也应当表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在资本为100时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商品价格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为10000时这种分析就成为多余的了。如果一个化学家对于土地产品怎么会比土地包含更多的炭素这样一个问题回答说，这是由于土地生产的不断增长，人们关于这个化学家将说些什么呢？在庸俗经济学中，想要把资产阶级世界看成是最美好的世界的善良愿望，代替了爱好真理和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切必要。］　　我们在第二卷第三篇已经作了分析。　　2．不理解劳动在追加新价值时，如何和为什么会在新形式上把旧价值保存下来，而不是把这个旧价值重新生产出来。　　3．不理解再生产过程从总资本而不是从单个资本来看时所表现出来的联系。不理解这样一个困难：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一年内新追加的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所实现的产品，怎么能补偿它的不变价值部分，同时又分解为仅限于各种收入的价值；进一步说，新追加劳动的总额既然只实现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只表现为二者的价值总和，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在物质和价值两方面怎么能够用新的东西来补偿。主要的困难正在于此，正在于对再生产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从物质性质和价值关系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4．此外，还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表现为互相独立的各种收入的形式时更会加剧。这个困难就是：收入和资本这两个固定的规定会互相交换、互换位置，以致从单个资本家来看，它们好象只是相对的规定，而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它们就消失了。例如，生产不变资本的第Ⅰ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在价值和物质两方面补偿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因此，人们可以用这样一种观念来避开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因此，这些规定和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独立化毫无关系。其次，最终要形成收入借以花费的物质要素即消费资料的那些商品，在一年内要通过不同的阶段，例如毛纱、毛织品。在一个阶段上，它们形成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在另一个阶段上，它们供个人消费，因而完全加入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象亚当·斯密一样认为，不变资本只是商品价值的一个表面的要素，它会在总的联系中消失。而且，这样就会发生可变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工人用他的工资购买商品中形成他的收入的部分。因此，他同时也就使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得到了补偿。最后，形成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产品，会以实物形式或者通过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互相之间的交换而得到补偿；这是一个同消费者毫无关系的过程。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似乎消费者的收入会补偿全部产品，因而也会补偿不变的价值部分。　　5．除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所造成的混乱以外，由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各个特殊的、互相独立的并且同各个生产要素有关的收入形式，即转化为利润和地租，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混乱。人们已经忘记：商品的价值是基础；至于这个商品价值分成各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进一步发展成各种收入形式，转化为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者对这些个别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关系，并按一定的范畴和名义在这些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价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规律本身。利润的平均化即全部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分配，和土地所有权部分地（在绝对地租的场合）对这个平均化过程造成的障碍，会使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偏离它的个别价值，这种情况也丝毫不会改变价值规律。这种情况只会再影响剩余价值加到不同商品价格上去的增加额，但是不会把剩余价值本身取消，也不会把作为这些不同价格组成部分的源泉的商品总价值取消。　　这就是我们将要在下一章考察的混乱；这种混乱必然同价值来源于它本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假象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说，商品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首先会在各种收入上取得独立的形式，并且作为这样的收入，它们不是把商品的价值作为自己的源泉，而是把各个特别的物质生产要素作为自己的源泉。它们同这些生产要素确实有关，不过不是作为价值组成部分，而是作为收入，作为某一类生产当事人即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所有的价值组成部分。现在人们可以设想，这些价值组成部分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分解而成，相反，由于这些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美妙的恶性循环：商品的价值来自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总和，而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反过来又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等等［注：“用在材料、原料和成品上的流动资本本身，是由商品构成的。这些商品的必要价格，是由同样的要素构成的。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商品的总体时，把这部分流动资本算在必要价格的要素内，就是把同一个东西计算两次。”（斯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第140页）——斯托尔希把流动资本的这些要素（固定资本不过是改变了形式的流动资本）理解为不变价值部分。“不错，工人的工资同企业主利润中由工资（如果我们把工资当作一部分生活资料来看）构成的部分一样，也是由那些按市场价格购买的，本身包含工资、资本利息、地租和企业主利润的商品构成的……这种看法不过证明，要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40页注）斯托尔希在他的《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一书中反驳萨伊时，固然已经看出，把商品价值仅仅分解为各种收入的错误分析，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并且不是从单个资本家的立场，而是从一个国家的立场，正确地指出了这些结论的荒诞无稽，但是他自己在分析“必要价格”时并没有前进一步。关于必要价格，他在他的《教程》一书中说，要把它分解为它的现实要素，而又不陷入错误的无止境的循环中去，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第134、135页）……“难道一家人〈一个自耕农民的家庭〉能够住自己的粮仓或畜棚，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第135、136页）……“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那末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第147页）“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第150页）］。　　在再生产的正常状态下，只有一部分新追加的劳动用在不变资本的生产上，因而用在不变资本的补偿上；这就是用来补偿生产消费资料即收入的物质要素时用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这种情况会由于这个不变部分不花费第Ⅱ部类的任何追加劳动而得到平衡。但是，这个不变资本（从已经包含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这种平衡的整个再生产过程来看）并不是新追加劳动的产品，尽管这个产品没有这个不变资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这个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此外，从价值方面来看，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这个不变资本也可能贬值；但这种情况只与单个资本家有关。）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在这里，这个保险基金是不是由保险公司作为一种单独的业务来管理，这丝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实上用作积累基金，或者只是用来补偿再生产上的短缺，取决于偶然的情况。这也是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通常由直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再限于它目前的最低水平。除了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者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而从事的剩余劳动以外，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如果我们想一想社会开始时的情况，那末，当时还不存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因此，也没有任何会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即在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时必须由产品在实物形式上并按照不变资本的价值决定的量来补偿的不变资本。但是在那里，自然界已经直接提供了生活资料，起初不需要人们去生产它们。因此，自然界也就使那些只有很少需要必须满足的野蛮人，除了为占有自然界已有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以外，有时间把另一些自然产物变成弓箭、石刀、独木舟之类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利用还不存在的生产资料来进行新的生产。野蛮人的这个过程，单从物质方面来看，完全相当于剩余劳动再转化为新资本的过程。在积累过程中，剩余劳动的这种产品转化为资本的现象还会不断发生；而一切新资本都来自利润、地租或收入的其他形式，即来自剩余劳动这一事实，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好象商品的全部价值都来自收入。相反，更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由利润到资本的再转化倒是表明了如下事实：不断地以收入形式表现出来的追加劳动，并非用来维持或再生产旧的资本价值，而是只要它不作为收入被消费掉，就用来创造新的剩余的资本。　　全部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新追加的劳动，只要它所创造的价值不归结为工资，就表现为利润，——利润在这里被理解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表现为不要资本家花费任何东西，因而也无须用来为资本家补偿任何预付的东西、补偿任何资本的那种价值。因此，这个价值存在于可供支配的追加财富的形式上，总之，从单个资本家来看，存在于他的收入的形式上。但是，这个新创造的价值既可以用于生产消费，也可以用于个人消费，既可以作为资本来用，也可以作为收入来用。按照它的实物形式来说，它的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消费。因此很明显，年追加劳动既创造资本，也创造收入；这一点也表现在积累过程上。但是，用来创造新资本的那部分劳动力（因而，同野蛮人的那部分不是用来获取食物，而是用来制造获取食物的工具的工作日相似），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剩余劳动的全部产品首先表现为利润的形式；而这个规定实际上同这个剩余产品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涉及资本家同他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的私自关系。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实际上要分为收入和资本，也就是说，分为消费资料和追加的生产资料。但是，上年留下来的旧的不变资本（把已经受到损失、因而已经相应破坏的部分撇开不说，也就是单就旧资本无须再生产而言，——再生产过程遭到的上述破坏是属于保险的项目），从价值方面来看，并不是由新追加的劳动再生产的。　　我们还看到，新追加劳动的一部分总是被吸收来再生产和补偿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尽管这种新追加的劳动只是分解为各种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但在这里有两点被忽视了：1．这个劳动的产品有一部分价值并不是这个新追加劳动的产品，而是已有的并且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代表这个价值部分的产品部分，也不转化为收入，而是以实物形式补偿这个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2．真正代表这个新追加劳动的价值部分，不是在实物形式上作为收入被消费，而是在另一个部门内补偿不变资本，在那里，不变资本被转化成了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但是这个实物形式也不完全是新追加劳动的产品。　　当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时，每一个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要素，都必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相应种类的新物品的补偿，即使不是同样数量和形式的新物品，至少也是同样效率的新物品。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变，那末，这种实物形式的补偿，就包含着不变资本在它的旧形式上具有的那个价值的补偿。但是，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以致同一物质要素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再生产出来，那末，产品价值的一个较小的部分，就能够在实物形式上全部补偿不变部分。这时，余下的部分就可以用来形成新的追加资本，或者可以使较大部分的产品采取消费资料的形式，或者使剩余劳动减少。相反，如果劳动生产力降低了，那末，较大部分的产品必须用来补偿旧的资本；剩余产品就会减少。　　由利润，或一般说来，由剩余价值的任何形式再转化为资本的事实——我们撇开历史规定的经济形式不说，只把这种转化看作新生产资料的单纯形成——表明：劳动者除了要用劳动来获得直接生活资料以外，还要用劳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状况始终会存在。利润转化为资本，无非就是把一部分剩余劳动用来形成新的追加的生产资料。而这一过程会以利润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出现，无非就是说，支配着这种剩余劳动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至于这种剩余劳动必须首先经过一个表现为收入（而例如在野蛮人那里，它却表现为直接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剩余劳动）的阶段，那也只是说，这种劳动或它的产品，要由非劳动者占有。但是，实际上转化为资本的东西，不是利润本身。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只是表明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不是被资本家当作收入用在个人消费上。实际上这样转化的东西，是价值，是物化劳动，是直接体现这个价值的产品，或者是这个价值先转化为货币、然后交换来的产品。即使是利润再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这个特定形式，利润，也不是这个新资本的源泉。这时，剩余价值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是，使它变为资本的，并不是这种形式转化。现在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是商品及其价值。但是，对商品价值没有进行支付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这个价值才成为剩余价值，——同劳动的物化，同价值本身毫无关系。　　误解在各种形式上表现出来。例如有人认为，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同样包含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个要素。又如有人认为，对一个人来说代表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代表资本，因此，这只是主观的关系。比如说，纺纱业主的棉纱就包含着一个对他来说代表利润的价值部分。因此，如果织布业主购买棉纱，他就把纺纱业主的利润实现了，但是这个棉纱对他自己来说，只是他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　　关于收入和资本的关系，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的说明以外，在这里还应指出：从价值方面来看，作为组成部分同棉纱一起加入织布业主的资本的东西，是棉纱的价值。不管这个价值的各部分对纺纱业主本人来说怎样分解为资本和收入，换句话说，怎样分解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这同商品本身的价值决定完全没有关系（撇开平均利润所引起的各种变化不说）。在这里，背后总是隐藏着这样一种看法：利润或一般剩余价值，是超过商品价值的余额，只有通过抬高价格、互相欺诈和让渡利润才能产生出来。在生产价格或者甚至商品价值得到支付时，表现为商品出售者收入形式的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到支付。不言而喻，这里谈的不是垄断价格。　　其次，说构成不变资本的各个商品组成部分，象一切其他商品价值一样，可以归结为各个价值部分，这些价值部分对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来说会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不过是下面这样一个事实的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一切商品价值都只是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但是，我们已经在第一卷中指出，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妨碍任何一个资本的商品产品分割为各个单独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只代表不变资本部分，另一部分只代表可变资本部分，第三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　　施托尔希下面这段话，也表达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他说：

“形成国民收入的各种可出售的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在对个人的关系上应看作价值；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应看作财富；因为国民的收入，不是象个人的收入那样，按照它的价值来估计，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者说按照它所能满足的需要来估计。”（《论国民收入的性质》第19页）

第一，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注释：[2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0—441页。——第948页。　　[237]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9年巴黎第4版第2卷。——第951页。　　[238]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60—61页。——第953页。　　[239]见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36页（Th．Tooke．《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2nd　ed．，London，1844，p．36）。——第953页。　　[240]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第201—202页（P．J．Proudhon．《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ou　Recherches　sur　le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Paris，1841，p．201—202）。——第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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