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疫情放开后，我先后去了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西、江苏、山东、河北和山西，各地的发展差异，以及最近几年进一步扩大的南北差距，给我很多触动。尤其是最近的五一假期，去了山西北部和河北张家口地区，看到晋北贫瘠的土地，以及从雁门关、大同到宣化、居庸关一带连绵的古战场遗址，残破的明代军屯城堡，更激发了很多思考，写下了这篇文章。

南北发展速度的差异，源于市场化程度差异，这是经济学界的共识。那么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又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这主要跟南北社会的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发育程度有关。一个社会的权力总量是恒定的，但凡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强大的地方，政府的力量就会弱小，它们就不得不遵循市民社会的市场的一些规则，不敢那么随心所欲。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再进一步打破砂锅问到底，南北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发育的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很多人机械地认为，北方不重视经商，喜欢弄权，所以就不容易形成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这个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北方并不是先天不适合发育出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唐宋之前，北方的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远远比南方强大，所以不是北方人不擅长做这些，而是后来一些关键因素发生了变化，导致北方很难形成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北方人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不得不对自己的社会行为逻辑做出调适。

那么是哪些因素发生骤变，导致北方越来越难形成市民社会和产生商业文明呢？具体爬梳古代历史的话，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气候变冷变干的影响。在12世纪之前的暖湿季，北方的平均温度和湿度都要远高于现今，汉代北方温度要比现在高2-3度，唐代也要高1-2度，当时长安气候与现在的南京、上海类似。所以，又加上当时人口压力小，山区植被基本没有破坏，北方土地生产力非常高，物产丰富，反而更加炎热的南方，不适合经济生产。

比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有鱼盐枣栗之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现代来说，山（崤山）西之地已经绝无竹纑（苎麻），山东之地也不可种植桑造丝，这些东西只有到长江流域才能看到。黄土高原的物种已经基本跟当时的上谷（北京及以北的燕山地区）相似，这说明整个北方土地生产能力发生了极大退化。反而南方因为不那么湿热，变得宜居起来。

气候的干冷化，进一步引发了北方生态的系统性恶化。由于土地生产力下降，黄土高原地带不得不大量垦殖丘陵山地，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生产力，这样带来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汾河和渭河的旱涝灾害频率开始陡然上升，比如根据陕西师大苏慧慧硕士论文的研究，汾河流域旱灾发生频率，11世纪（北宋时期）仅为15次，14世纪为27次，16世纪达到45次，19世纪为62次，20世纪85次，可以说清代之后几乎达到年年旱的地步。

华北的生态恶化程度和产生的灾难则更严重，一方面它要承接着气候干冷化带来的生产力下降的后果，桑麻竹等经济作物从此无法生长，大量湖泊干枯，渔业也受影响，航运堵塞，经济生产越来越单一化，变得以生产粮食为主，远远不如汉唐时丰富；另一方面，由于华北处于黄河和海河流域下游，还要承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后果，太行山区植被破坏，祸害海河流域的河北省，山陕植被破坏则导致黄河改道，祸害河南、山东、皖北和苏北，所以，整个华北是无死角地遭遇生态灾难。

愈是到近代，华北遭遇的水旱灾害愈加严重，比如，晚清1840年至1911年，京西南的永定河（海河五大支流之一）共决堤33次，平均每2.2年决堤一次；同期，河北省旱灾平均1.6年一次，可以说是水旱灾害交替连年登场。其中最严重1875~1878年 “丁戊奇荒”，山西、直隶两省饿死人达一千多万。旱灾之后又容易发生蝗灾，唐代华北蝗灾频率16.6年/次，宋代5年/次，明代2年/次，清代1.7年/次，而民国达到1.2年/次。正如当时《申报》评论感叹的那样：“春夏亢旱，蝗蝻蜂起，入秋大雨，河决为患，年年往复，民无宁日。”

（民国时期华北海河流域水灾及灾民）

这些生态变化反映在在经济上就是，黄土高原的贫瘠化，使得山陕从富甲天下的地方，变为贫瘠的地方，尤其是渭河、汾河平原以外的山区，连基本粮食生产都成为问题，所以就无从产生形成市民社会的积累。频繁的水灾和旱灾，也导致华北的物资积累能力越来越差，缺乏形成商业和市镇的资本，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频发，进一步增强了官府的资源控制能力，官府不得不聚集更多资源用来修筑堤坝和赈灾，官府在社会中的力量和对百姓控制力越来越强。

具体来说，河北中南部平原地带本来在汉唐是北方人口最密集地方，根据唐天宝年间的人口统计，河北道（大致与今天河北省疆域相同）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承担了天下四分之一的粮赋，道内十一州皆全国重要城市，唐宋时期的定窑、邢窑、磁州窑是天下名窑，北方陶瓷业中心，代表着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北宋以后受环境变化影响，年复一年洪涝，土地普遍盐碱化，经济一蹶不振，到现在河北中南部地区即便是在华北，也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北宋时期，河北定窑烧制的瓷器孩儿枕，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西汉时期，山东有人口约1700万，州城3座、郡国城17座、县城206座，如果以当时城市人口比例为12%算，当时山东有200万城市人口，仅临淄就有人口50万左右（其实这是近代城市化之前山东城市人口的最高峰）。但是宋代以后在海河、黄河和淮河三路水灾夹击之下，山东经济也迅速衰落，清代山东仅有州府城12座，县城97座，当时最大城市济南的规模根本与汉唐临淄无法相比。

再以笔者家乡山东最南部兰陵县为例，由于黄河夺淮入海，淮河又夺沂入海，导致沂河两岸十年九涝，百姓普遍赤贫化，方圆几十里根本就没有像样市镇，城镇密度远远不如汉唐时期，从地方博物馆出土文物可以明显感受到，汉唐时期经济要比近代以前繁荣。直到1957年中央治理海河流域、治黄、治淮后才有根本改观，才使得产生商业文明和市民社会有了可能（就整个淮河流域来说，本来也是富庶之地，虽然现在这个区域有将近两亿人口，然而连一个有影响力的城市都没有，都是生态恶化，导致的积贫积弱的结果）。

第二是战争的影响。北方在地理区位上的另一个不幸是，它与草原游牧区和东北渔猎文明区毗邻。进入隋唐以后，由于少数民族充分吸取周边定居文明的制度、宗教等先进成分，其政权组织能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王朝内乱，以及生态恶化带来的经济生产力下滑，北方的整体防御能力严重削弱。自12世纪以后，北方屡次遭受北方民族的蹂躏，战争的对社会财富的洗劫，丝毫不亚于五百年年不遇的洪水。

如果从安史之乱算起，北方几乎每一百年就要遭到一次严重的战争洗劫，第一次是安史之乱，第二次是唐末农民战争，第三次是金灭北宋战争，第四次是元灭金战争，第五次是明灭元战争及靖难之役，第六次是明末农民战争，第七次是白莲教暴动，第八次是捻军之乱和义和团运动，第九次是中日战争。这些战争每次带来的人口损失都达千万以上，动辄社会人口减半。

（蒙古灭金之战中，由于屠戮惨烈，战后北方户口减少五分之四以上）

根据施和金先生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从先秦至明清，陕西共经历战争1281次，其次是河南820次，河北/北京781次，山西478次，而浙江仅有208次，福建107次，广东95次。无论从战争的频率还是强度上讲，南方都是远远不如北方。作为古代文明中心的山东、河南和关中平原，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明代之前的建筑，反倒在南方可以看到很多，这可以看出战争摧毁的可怕性。

战争使得北方本来就薄弱的商业文明积累和市民社会不断被打断，然后不断重来，西安历史上七次被毁灭，洛阳、开封分别四次。河南朱仙镇曾经与与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其余三个在南方，都得到千年的持续繁荣，有的甚至发展成为大城市，反而只有朱仙镇彻底衰落了，至今仍是个乡镇级别的聚居点。

战争同样导致城市管理方式的彻底变化，北方很多城市发展都围绕军事防御展开，尤其是从冀东到河西的沿长城地带城市，它们长期奉行军民合一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惯性也非常强大，这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无一例外都是强政府的社会，其官本位意识甚至强于塞外的城市。

（宋代以后，越来越多北方城市走向军事化）

总之，安定的环境，财富的积累在市民社会形成和商业文明发育具有关键因素。只有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下，才会产生生产的革命性变革。中国技术革命迟迟不能实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周期性战争太多，导致前面积累付之一炬，不得不重来，这样靠自身力量永远产生不了技术革命。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后的北方更加突出严重，无休止的旱涝灾害和战争，让北方的财富积累更加艰难，且不说发生技术革命了，就连形成市镇和发达商业网络都很难形成，北方社会发展程度诚然比汉唐有了很多倒退。

第三是，全球商路的改变。自青铜时代后，亚欧大陆内部形成了西起伊朗、小亚细亚，东到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技术、贸易交流路线，这条路线至汉唐时期达到鼎盛。因此，中国北方当时位于全球主要贸易带的起点，处于一个有利位置。另一方面，随着东北亚高句丽文明、靺鞨文明（这两个是农耕渔猎综合文明）、朝鲜半岛文明、日本文明的兴起，形成了以山东半岛为中心贸易圈。

但是8世纪后，随着青藏高原文明以及蒙古高原游牧文明对内陆亚洲侵扰的增多，整个亚欧大陆商道城市都遭受极大毁坏；尤其是13世纪以后，蒙古突厥军事贵族的掠夺和宗教圣战，造成很多中亚城市彻底毁坏，因此，亚欧商路就此断绝。同时由于中国东北地区因为气候变冷导致的蛮化和去农耕文明化，东北亚贸易走廊和商业圈也不复存在，朝鲜、日本对华贸易主要港口转向江浙。所以，北方在国际贸易中被边缘化。

尤其是西方主导的近代全球贸易形成后，北方在全球商业体系中进一步被边缘化，而这一千多年来，南方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不断增强。这也是南北商业文明成长差异的关键根源之一，北方商业文明发展越来越失去外在刺激，越来越成为内循环式的自然经济。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加剧了北方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边缘化）

最后要说的是矿产资源禀赋差异，对现代市场发育模式的影响。以上三点是长期历史因素，通过影响市民社会和商业文明发育程度，间接影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而这一点，直接决定了南北市场力量的差异。

我国北方多煤炭、铁、石油，所以，天然适合发展政府力量主导的大工业，包括采矿、钢铁、机械、化工等，这也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的最重要课题。从洋务运动起，官办经济的重心就在北方，开滦矿务局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鼻祖，当时北方的铁路也都是官修的，而南方铁路多数是商修的。另外，内蒙古、新疆和东北等边疆农地的开发，也非常适宜发展国营农业，这种官方主导的开发，更便利让官方权力在新兴市镇中占主导地位。

（1877年，李鸿章兴办的开滦矿务局，可以视为官办工业的发源地）

这种官方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顶峰是新中国前期的计划体制，这时候北方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绝大多数在北方，北方城市化水平也远远高于南方。资源禀赋造就的北方强大的计划经济是导致目前北方民营经济发展落后，市场自由度低的最直接原因。

反观南方由于缺乏必要矿产资源，自从鸦片战争起，其近代化只能通过以发展轻工业、航运、金融、海外贸易的方式进行。这种现代化模式，进一步激发社会重视商业规则，强调社会自治能力，强调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因此，虽然近代以后，南北城市都在发育，北方也成长起来一大批城市群，但是对现代制度文明的贡献，无外乎都是南方城市带来的。

南方在近代化中形成的这种经济模式，也注定它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更容易融入全球化，与全球产业转移对接，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加工业，进一步发展金融、服务业。

所以，北方市民文化和商业文明的缺失，是唐宋以来北方社会发展环境骤变，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导致的，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到地理上去，就像唐宋之前北方的繁盛，也是归于地理带来的多重利好因素叠加。并且，现在南北市场环境差异不是说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弥平的，即便是基于安定和平的环境的话，也至少需要一两百年时间，除非出现一些技术或国际局势剧变，产生一些对北方利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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